研究“教師成長”課題多年，姜勇發現幼兒教師這幾年越來越忙，忙到有時都沒時間停下腳步，陪自己最愛的孩子說說話。他多次呼吁，解放教師閑暇時間，尊重其專業自主權，為他們打造一個自由的教育空間。

熟悉姜勇的人都知道，提到他總繞不開“華東師范大學”“幼兒教師研究”兩個詞，這仿佛已成了他身上的標簽。然而，很多人并不了解，本科及研究生期間，姜勇最感興趣的是兒童心理學，直到1998年，他進入中國福利會幼兒園工作，這一興趣才被徹底改變。

那時，姜勇發現幼兒園教師很辛苦，周五晚上常常要討論課題到九、十點。有次坐班車回家，等車時，一位老師長嘆一聲：“我現在已經精疲力竭了！”當時還沒有“職業倦怠”這個詞。那刻，姜勇意識到，一個好的幼兒園改革不僅要關注孩子，更要關注教師。“我覺得自己應該研究一下教師，研究怎樣才能讓他們幸福快樂且自由地成長。”那時他并不知道，自己一研究竟然就研究了15年。

幼兒園教師太忙了

有次，姜勇在同事朱家雄的博客里看到一位幼兒教師寫下的心聲。她說，自己很愛孩子，可現在只能在喝水時，抽空和心愛的孩子聊幾句。她說自己很忙，時常像一個裝修工人，每天就是裝修各種墻面，制作各種教具，此外還要時不時地寫“裝修情況報告”。

“相較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，現在全國幼師呈現出一些相同的現象，對孩子的愛好像沒有過去多了，不是他們不想，而是太忙了。”談及現在幼師常見的問題，姜勇好像有說不完的感慨，尤其是“要解放教師，為教師松綁”方面。

據姜勇介紹，過去，督導、評估沒有這么頻繁，教師還是比較自由的，能花更多心思在孩子身上。不是說督導、評估是錯的，但不能太過。或許很多督導老師會說，大家不用太緊張，展現平時的狀態就行。可是，不可能不緊張的，中國傳統歷來重視領導。因此，園長和很多老師花了很多時間在應付所謂的檢查工作上。

姜勇還提及另外一個問題，現在上海的幼兒教師每年要交很多的文本資料，雖然本意是好的，但是很多教師都覺得很無奈，常常是網上抄一點。“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反思，也就是教師得琢磨自己的教學，這種反思不一定是找個特定的時間長篇大論寫出來。”姜勇說，現在很多人都存在一個誤區，認為教師應該是研究者，可不理解什么是研究，只是簡單地把寫論文、寫研究報告當做研究。“這是不對的。”他曾專門看了國外20世紀70年代的教師研究者運動，發現當時的代表人物斯坦豪斯指出，教師是對事件反思研究者。

“老師能夠反思自己今天的教育，知道跟孩子的相處有哪些是可以改進的，這就是研究。交一篇論文，并不能促進教師的成長，真正的研究應該是在實踐中反思并改進。”

姜勇記得，1999年，全園教師去深圳玩，晚上吃飯時，上了一道精致的廣東菜——一道雕成小白兔的點心。大家準備下筷子時，幼兒園的廚師突然大喊了一聲“不許動”，然后急忙從包里拿出一張紙，低頭畫起來，邊畫邊嘟囔：真后悔沒帶相機，這個雕刻多卡通呀，回去可以做給孩子吃。“你說這不是研究嗎？可是你若讓他寫個研究報告，我估計一年內他都沒辦法改進自己的廚藝。”

在姜勇看來，要改善這種情況，首先得改變督導體制，增強教師的主動性，在實踐中反思。他記得，自己擔任浦東新區第一屆后備名師的理論導師時，有個學生叫祝曉雋。十位老師中，只有她從來不寫作業。姜勇找到園長，對方笑笑說，“我布置的作業她也幾乎不寫的”。那笑容里，不是無奈，而是贊許。

姜勇很好奇，特意找了一個研究生跟了祝曉雋一年。這才發現，她很少寫論文，但隨身帶著個小本子，上面記著教學過程中隨時發現的問題及想法。據說，這樣的小本子她已經集了好多個。本子里有一個用100多個字，記錄的活動“踏雨”。那是上海的梅雨季節，小朋友兩天沒開展戶外活動了，都有些悶悶不樂。發現這一情況后，祝曉雋設計了“雨中踩小水坑”的活動，并組織孩子們分享在雨中的感受。

“這才是真正地研究和反思。”姜勇認為，正是園長沒有強制她寫論文，才讓她有更多時間觀察孩子，琢磨教育。據了解，祝曉雋還成立了“愛上課俱樂部”，在閑暇時間和一些幼兒教師聚在一起磨課。慢慢地，這個民間組織，不再局限于自己幼兒園教師，浦東新區，甚至全上海好多教師都加入進去。“在這里，教師是主動的，沒有考核，不用顧忌所謂的好與不好，每個人都很幸福。”

用高科技解放教師

姜勇介紹，有一位研究生的碩士論文，曾專門研究過上海市幼兒園教師閑暇生活狀況。他發現幼兒園老師的閑暇時間，應該是所有行業里除了出租車司機以外最少的，“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警惕的”。閑暇時間少，很多幼兒教師要完成各種各樣的周計劃、月計劃、觀察記錄、反思記錄等，工作成為一種負擔，毫無幸福感。

上海師范大學一位教師曾說：“教育不是犧牲，而是享受；不是重復，而是創造；不是謀生的手段，而是幸福生活本身。”這里蘊含的觀點恰恰與杜威的“教育隨時都是教師自己的報酬”不謀而合。姜勇告訴《幼兒100》雜志記者，解放老師，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去琢磨，在與孩子相處中反思、成長，這才是教育的魅力。

閑暇時間怎么解放？借鑒國外的經驗，姜勇等人準備嘗試在幼兒園使用Google眼鏡，減少教師案頭文字上的工作量。

這個眼鏡戴上去不會影響兒童，就像老師平時的眼鏡一樣，不會有特別的感受，只不過多了記錄的功能。以幼兒教師工作為例，教師在觀察孩子時，如果覺得這個片段有價值，可以直接給Google眼鏡發“拍攝”的指令，然后就可以看到眼鏡上的燈在閃，這說明眼鏡已經開始拍攝。

拍攝時，老師還可以根據情況下達“暫停”的指令，這時，這段兩分鐘的片段就會保存下來。接下來的“上傳”指令，則可以把視頻上傳到預先設置好的Google網站上。幼兒教師如果在活動中產生了新的想法，還可以偷偷跑到一角，自己說一段話錄下來，這就成了教師反思成長的記錄部分。

這樣，年終考核時，園長或督導評估調研就不用看那么多文字資料了，只需直接調出每位教師的Google眼鏡記錄資料，仔細分析即可。與文字資料相比，視頻更加直觀、生動，而且可以錄下老師當時的反思，避免了想法的遺忘。“看，這就大大解放了教師的時間，觀察孩子也因此成為一件有趣的事。”

此外，姜勇記得，之前有幼兒園曾設有一個專門的大房間，用于存放教師教學中可能用到的一些教具、資料，并分門別類登記好。做類似活動時，教師直接去借就好。這也大大解放了教師的時間，不用再重復做教具、準備資料，而且還節約了成本。

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

在幼兒園工作時，有天老園長拉著姜勇去見幼兒園一位剛從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（以下簡稱UBC）的附屬幼兒園進修回來的教師。見到那位教師時，園長馬上給予一個熱烈擁抱，場面很感人。然而，這份感人卻被園長出口的第一句話打破，“你一定學到了很多東西，我明天就來看一下你的半日活動，看看你到底學到了什么”。

那位老師臉上的笑容仿佛僵了一般：“我在UBC的附屬幼兒園學到最寶貴的一項就是，請你明天不要來看我的活動。因為在加拿大，無論是中學、小學還是幼兒園，沒有帶班教師的熱情邀請，園長、領導、專家都是不能隨意進入班級的，這是教師的專業自主權。”

這是姜勇第一次聽到這五個字——專業自主權。他告訴《幼兒100》雜志記者，這是西方20世紀90年代以后非常受關注的學術搜索詞，甚至還有一些相關的量表對此進行測評。在實際中，教師的專業自主權指的是，教師的專業影響力，參與決策的權利，如決定買什么樣的玩具、教具，設計哪些活動，如何設計等。

在姜勇看來，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展現了教師的自主意識、自由精神，在教師需要具備的十項內涵素養中，他將其列在了第一位，而這也恰恰是教育需要傳遞給孩子的。“上海第二輪課程改革中，明確提到了‘自主權’三個字，這是種進步。”

除了在教師培訓中適當加入喚醒教師自主意識的內容，為了提升教師的專業自主權，首先教育局要賦權園長自主權。例如允許園長辦出不同特色，在符合《3－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》《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（試行）》的基礎上，根據園所實際情況，展現自己的特色。而不是按照標準開展同樣的教學活動或園所布置，然后頻繁應付上級主管部門的檢查。

“我覺得這很重要，因為一位園長可以影響到整個幼兒園的自由氛圍及文化理念等。”其次，園長要給員工充分地賦權，尊重其專業性，讓教師有機會和空間能夠發揮自己的想象力、創造性。

直至現在姜勇還記得，1998年9月1日，第一天去幼兒園上班時發生的一件事。當時，他碰到一個老師在布置墻面環境，對方熱切地希望他能給出一些建議。年輕氣盛的姜勇考慮到自己的專家身份，看了一眼墻面，就搖頭晃腦地開始了批評：你這個作品不是小班孩子年齡階段喜歡的。“其實我當時也沒弄清究竟什么是合適的，說完就轉身走了。”

結果對方一把拽住他，說道：“如果這樣，我這里有紙、有筆、有顏料、有畫棒，您來給我示范一下什么是小班孩子所喜歡的作品。”那刻，姜勇傻眼了，只能搪塞說，自己學的多是理論，不太懂實踐這方面。他剛說完，只聽老師得意地回了一句：“那你就是不懂啊，以后不要不懂裝懂。”

如今，再談起這件事，姜勇語氣里透著對這位教師的欣賞。“這才是有專業自主性的教師，她相信自己的專業，不因一些所謂的專家的建議影響了自己的判斷。”同時，他也建議園長應該尊重教師這種自主權，好的教育應該是創造這樣一種自由空間。

來源：學前智庫公眾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