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伴隨明星考編事件的持續發酵，輿論場內出現了一些嘲諷“小鎮做題家”的聲音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“小鎮做題家”并非一個新概念，其再次“走紅”的背后反映了教育公平、階層流動、就業焦慮等社會問題。

“小鎮做題家”這一標簽的出現，觸及的是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。對于多數鄉鎮學生而言，高中生涯無非就是一場文山題海的跋涉，除了刷題，在興趣愛好培養、人際交往能力等方面，他們相比城市學生有明顯不足。在多元競爭的社會環境下，分數不再是唯一“度量衡”，許多城市學生相對能接觸到更多的教育資源和社會資源，也擁有更多人生選擇和機遇。也正因如此，小鎮出身帶來的發展限制、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發展差異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，甚至讓讀書無用論、出身決定論再次卷土重來。

“小鎮做題家”“985廢物”“二本打工人”等這些網絡熱詞，看似自嘲，實則無奈。但無論如何，這個詞不應成為對每個努力奮斗者的嘲諷，也不應成為對寒門和讀書價值的否定，更不應成為階層歧視的代名詞。

每個人都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，但知識改變命運，奮斗創造機遇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不可否認，世上絕無完美的考試制度，但在現階段，高考仍是最權威、最公平的選拔途徑，對于那些“小鎮學生”來說，做題考試無疑是他們通往成功、改變命運、獲得機遇、贏得認可的最佳捷徑。高考不過是人生中的一道關卡，走進社會還有無數的關卡等著去闖、去攻，那些在做題中培養出來的專注和堅韌，那些依靠自己打探前路的開拓精神，正是未來道路上的強勁動力。

不可否認，這些靠高考改變了人生路徑的學生在走上社會之后，暴露出很多不足。而且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原有的路徑也顯得越來越窄。與其說“社會不再給你刷題的機會”“做題不再是走出校門的優勢”，倒不如說是出題的方式變了、答題的技巧變了、教育不止于做題了。

面對“小鎮做題家”的困境，教育該如何破題？還需要做哪些改變？筆者認為，需要從發展特色鄉村教育、深化教育評價改革、增強高等教育適應性方面著手。

一是增強協調性，擦亮鄉村教育發展的“底色”。鄉村教育作為教育體系的“神經末梢”，不應盲目追隨社會變遷與城鎮化節奏。目前鄉村教育的發展不在于“大樓”和“大師”，而在于如何利用鄉村自身特有的教育資源，融合鄉村的教育特點、發展特色、教師特長，從人文與自然的角度出發，探索符合農村教育特色的鄉村教育振興之路。國家層面上，需要立足我國工業化、城鎮化的大背景，將農村教育置于鄉村建設的大視野下進行思考和謀劃；要探索學區制管理改革，促進城鄉結隊聯盟，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輻射共享；要重視鄉村教育的課程改革與鄉村文化重塑，加強鄉村本土文化與鄉村教育的融合，立足五育并舉，全面推進素質教育；要加快推進鄉村小規模學校數字校園建設，通過實施遠程網絡教學，彌補優秀師資不足，減輕學校和教師工作負擔；要在師資調配、教師晉職晉級、評先表優、績效考核等方面對鄉村小規模學校進行傾斜，提升教師待遇，規范辦學行為，加快縮小辦學差距，促進農村教育優質均衡發展。

二是增強多元性，抓住教育評價改革的“撬點”。這些年，應試教育怪圈始終無法破除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培養目標、價值評價體系、競爭方式的高度單一化，讓高考成為不少考生和家庭的“靈魂支柱”。因此，要統籌治標與治本，深入推進教育評價改革，從評價主體、評價內容、評價指標等方面加強設計，建立多元化教育評價體系，分層分類實施評價，解決教育健康發展的內驅力問題；要進一步優化中高考制度，推進小初高貫通式教育體系建設，深化以素養和能力為主軸的考試內容改革，注重對學生合作能力、問題解決能力、創新能力等跨學科、跨領域能力的考查；要進一步深化素質教育理念，堅持正確的育人觀、人才觀、價值觀，注重學校層面堅守、社會層面宣傳、家庭層面引導，切實破除“應試教育”傾向，改變“唯分數”“唯升學”“唯名校”的不良導向。

三是增強適應性，搭好通向社會大門的“橋梁”。社會適應能力弱，是“小鎮做題家”暴露出的一個共性問題。大學是學校和社會的一個過渡階段，關系到學生能否順利走向并適應社會、獲得長遠發展。因此，要全面加強高校人才培養適應性。高校應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升級需求，加強校企合作，靈活調整專業結構，“生產”特色“產品”，切實做到為社會需求、為學生成才服務。要堅持以思政教育為引領，著力構建課程大思政格局，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及各類社團活動，切實提高學生的個性發展和人格完善水平。要堅持厚基礎、寬領域的質量觀，深入實施課堂教學改革，強化學生實踐能力、創新能力培養，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。要堅持就業導向，普及職業規劃教育指導服務，加強實習實踐管理，努力讓學生畢業就能適應社會、就業就能適應崗位。

（作者黃名鳳，蒲公英評論獨立評論員；陳翔宇編輯，邢梅監制。此為蒲公英評論網站首發作品，轉載請務必標注來源，違者必究。）